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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來監督院士？

林陽生

中研院生醫所研究員

（原文刊載於2002年7月1日《自由時報》，〈自由廣場〉版）

掌台灣學術祭酒的中研院士們，目前又忙碌地進行著每兩年一次的院士選舉秀。縱使院士們道貌岸然地宣稱，集會的目的是為推舉「優秀人才」，以提升台灣的學術風氣與水準，但檢視一下院士們的「體質」以及歷年選舉的「成果」，卻叫人不敢存有太多的期待。只稍舉出一個簡單的事實，就足於凸顯院士選舉的非理性、非學術性本質：學術成就高過中研院院士的海內外合格學者比比皆是，卻只因為特立獨行、不屑於奉承當權派的院士們，落得只有徘徊於窄門之外的份。

除非，像李遠哲院長一樣，有了問鼎諾貝爾獎的實力之後，方能登堂入室；或者，如信仰台獨的類固醇賀爾蒙大師廖述宗教授，直等到本土政治勢力抬頭後，才搭順風車擠進院士之林；或者，必須發出如美國科學院士葉公杼教授之獅子吼，以辭退中研院士頭銜方式，抗議兼藐視院士選舉的荒誕不經，終能「義助」夫婿一臂之力；此外，還有一種辦法，如林榮耀教授「師以生貴」，先教出一位院士學生後，再來個「裡應外合」，總算在垂暮之年驚險地拉到火車尾，「僥倖」取得入場劵。事實上，以上述四人為代表的國內外優秀學者們，不論在學術或人品上，早就足以代表國家的資產與社會的驕傲了。對他們而言，遲來的中研院士頭銜，已不具有多少實質意義了。

簡而言之，中研院士的選舉，在被一群學術表現平平、卻又私慾難捨的院士們長期操控之下，早已呈現類似台灣基層選舉的亂象。有志於院士功名的人，只要智商上差強人意、但情商上卻要高人一等，乖巧地把那一小群主流派院士們侍奉得服服貼貼的，則中研院的桂冠遲早是囊中之物。若說台灣學術黑金體系的形成，中研院士們有著不可磨滅的「貢獻」，也不為過！難怪在本次院士選舉的熱頭上，納稅人除了不齒知識份子的墮落和心痛學術資源被濫用外，只有改寫一下李後主「虞美人」詞，來冷嘲熱諷一番：「院士選舉何時了？斯文值多少！殿堂今朝又頹風，學術不堪回首功名中。濫竽蛋頭應猶在，只是身價改。問君能有幾多期？恰似一池秋水映殘紅！」

位居權力頂峰的人，理應本著宗教的情操、以道德的高標來自律。否則，「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」的結局，將無可避免。這個說法，當然適用於中研院士身上。何況，傳統價值體系裡，對知識份子更多出了一份「仰之彌高、鑽之彌堅」的尊敬。因此，如果掌舵台灣學術方針的院士，少了自律的約束，則台灣的學術研究不擱淺在滿佈暗礁的險灘上也難；連帶著台灣知識經濟產業也會深陷泥淖中而動彈不得。容我們舉個事實，來印証這個論點。我們接受了院士們的建議，投入龐大資源，進行了一個又一個所謂的重點或國家型計劃。但成效如何呢？在基礎生物學研究上，我們跟不上日本或新加坡暫且不說，但是比起韓國，我們竟也露出疲態，難道不是個警訊？至於在生技產業上，台灣居然瞠乎古巴之後，更是令人不可思議了！

當然，把一切責任推到院士身上，是未盡公平之事。但是，挾院士頭銜在台灣社會所具有的莫名其妙影響力，任意安插不成才子弟兵到大學及研究機構，攻占學術版圖；或把個人情有獨衷的研究計劃，不問合不合台灣的需要，硬抝成重點或國家型計劃，以遂其搶奪學術資源之私心；或人云亦云地趕搭國外潮流，盲目引進熱門題目，卻疏於考慮台灣客觀環境及人才資源，結果往往以失敗收場，徒留下一個個爛攤子，成為學術界不可承擔之重；或到中國「講學」，路經台灣，卻叫台灣當冤大頭，支付絕大部份的旅費；或親自赤裸上陣、或透過代理人成立所謂的科技公司，掏空國庫與人民資產¼¼等等，不都是院士們對台灣人民的「盛情回饋」？

人非聖賢，熟能無過？中研院士當然不例外。然而，放任錯誤的決策再三重演，卻足以說明了中研院士這個團體已無自律和自省能力！因此，台灣社會投資在院士身上的敬重與資源，不但有血本無回之虞，甚至已突變成一個結構性的障礙，束縛了台灣後起之秀想在學術研究與知識經濟領域上奮力高飛的翅。或許有人會抗議，這樣的說法未免以偏概全，對部份學問與人品具佳的院士不公。答覆如下：這些獨善其身的院士，袖手旁觀同儕翻雲覆雨、糟蹋學術與社會資源的作風，難道不算是鄉愿嗎？而鄉愿，乃德之賊也，在道德層次而言，是辜負了社會給予院士的禮遇與尊崇！

總之，身為台灣知識份子中最精英的集團，享有崇高的學術地位與權力，中研院士理應做為社會的標竿和後進的模範才對。可嘆的是，從最顯而易見的院士選舉一事，納稅人觸目所及的，豈只是一個哀字了得！其他比較細緻的部份，更不足為外人道。有志者為了造勢，或來台煽動國人要主持「公道」，還她個諾貝爾獎；或虛與委蛇地暫當個中研院所長或計劃主持人，院士一選上，拍拍屁股就走人；或等而下之地當個小廝、提皮包、執弟子之禮，謙卑地等待關愛的眼神；或當個聖誕小財神，循例美東、美西送禮作揖繞一圈¼¼等等，洋洋灑灑地足可寫成一本新儒林外史。

所謂物必自腐而後蟲腐之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。如果不是中研院士的記錄太過糟糕，豎子豈敢在此冠蓋雲集的盛會上來動太歲爺頭上的土？事實上，如果中研院士想要重拾國人的敬重與信心，則捨火鳳凰浴火重生之路外，別無他途。人民正睜開眼睛等著看，這次又有那些公關草、交際花、過氣的政務官或政客型學術官僚魚躍龍門成為院士俱樂部之成員？院士們是否能發動自律，將聲名狼籍的郎中型院士、金光黨型院士及元嘉草草型院士除名？是否制定個辨法，考核院士的成績或貢獻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，以台灣有限的資源，不可能漫無節制地增選院士。我們應制定院士名額上限，去蕪存菁，讓院士名實相符，足以代表國家的資產、社會的典範與個人的無比榮耀。同樣地，以台灣有限的資源，也不可能漫無目標地什麼研究都想做。唯有選出少數幾個有利的目標，持之有恆地奮力以赴，並把商品化當成台灣R&D的終極目標。如此，我們的學術研究才是社會裡的一個有機體、才能成為台灣知識經濟的火車頭，以利國計民生的發展。這也應是國人用來檢驗院士如何貢獻其知識、經驗、熱情與愛心於國家社會的最基本、有用準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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