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裴頠〈崇有論〉中之「有」思想體系探論

蔡爾健*

摘要

    過去有關裴頠的研究，因為學術立場與裴氏用語的關係，若干學者往往一接觸其「崇『有』」觀點，立刻會將他和「貴『無』」論的說法對立起來，而視之為「唯物」與「唯心」主義之間的鬥爭。本文擬揚棄前述的方法，直接以〈崇有論〉中的思想體系為對象，對裴氏的「有」思想體系作一探究的工作。本文試圖論證，〈崇有論〉中的思想體系係兼攝「有形」、「無形」之事物的二元立場，而以有形為主的。一如朱熹的本體思想是「理」、「氣」二元而以「理」為主的。

關鍵詞：裴頠、魏晉玄學、有無之爭、本體思想、自然名教之爭

Key words: Pei Wei, the“dark”(xuanxue) in the Wei-Jin period, the debate of being (you) and nonbeing (wu) , ontological ideas, the debate of naturalness (ziran) and orthodox teachings (mingjiao)

一、前言

    裴頠的〈崇有論〉，一般都被視為當時「貴無」、「崇有」兩大玄學陣營中，「崇有」一方的代表性論文之一。然而，由於裴氏所留傳下來的著作並不多，因此學界即使想一探其思想之究竟，所能獲得的成果也十分有限。

    不過，如果我們稍微觀察一下過去有關裴頠的研究，那麼可能會發現，因為學術立場與裴氏用語的關係，若干學者往往一接觸其「崇『有』」觀點，立刻會將他和「貴『無』」論的說法對立起來，而視之為「唯物」與「唯心」主義之間的鬥爭。[1]於是裴氏所謂的「有」就常被當作 (「存在決定意識」一語中的) 「存在」來討論，而裴氏自己所謂的「有」、以及〈崇有論〉所闡述出的整個 (以「有」為中心的) 「有」思想體系究為何物，反倒不是那麼地引人注目了。職是之故，本文擬直接以〈崇有論〉中的思想體系為對象，對裴氏的「有」思想體系作一探究的工作。

二、裴頠思想的時代背景

    裴頠，字逸民，河東聞喜 (今山西絳縣) 人。生於晉武帝泰始三年 (西元 267年) ，卒於惠帝永康元年 (西元 300年) ，年三十四。河東聞喜裴氏，是魏晉南北朝時代有名的世家大族。而即使裴頠的生存年代是在魏末晉初、亦即六朝時代的初葉，但裴頠的父、祖早已位極人臣，分別擔任過曹魏的尚書令、以及司馬晉的司空等，且因其從母適賈充而成為外戚。因此，裴頠的家世背景，在當時也可以說是十分顯赫的。

    裴頠的家學淵源，當以經世的儒學為主。其父裴秀曾在曹魏咸熙初年，為朝廷釐定制度，之後又詳考當時所存的古今輿圖、制定〈禹貢地域圖〉十八篇，《晉書》本傳稱其「儒學洽聞」。[2]然而眾所週知的，在魏末晉初之際，士族高層所流行的正是由何晏、王弼所提倡的玄學貴無之說，而主張遵行儒術、澄清吏治的「有為」作法，都遭到他們的鄙夷。姑不論當時的「無」、「有」之思想內涵究為何物，若單就裴頠〈崇有論〉中所舉出的、那時的「無」、「有」兩大陣營看來，他所面對的當時「有」、「無」兩大體系，可說是相當明瞭而壁壘分明的。亦即：「無」─外「形」─遺制─忽防─忘禮，反之則為「有」。由此可知，至少從裴氏的立場來說，貴無論者是外形遺制、是忽防忘禮、從而使統治者無以為政的，其務實奉儒的態度，可謂相當明確。

三、〈崇有論〉中的「有」─以裴頠對《老子》貴無思想的闡釋為起點

    裴頠所著〈崇有論〉的寫作目的，《晉書》本傳中說得很清楚：

    頠深患時俗放蕩，不尊儒術，何晏、王弼素有高名於世，口談玄浮、不遵禮法；尸祿耽寵、仕不事事。至王衍之徒，聲譽太盛，位高世重，不以物務自嬰。遂相放效，風教陵遲，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。[3]

    因此，為了批評貴無論者崇尚玄虛的理念、態度，及其所造成的流弊，裴頠曾對當時玄學家所推尊的經典之一─《老子》、乃至於老子主張「有生於無」之思想的目的所在，作過一個 (以其「崇有」立場為出發點的) 簡要的闡釋。裴頠認為，老子的靜一之義，與《易經》中損、謙、艮、節等卦的意涵是一致的。然而這些卦、乃至於老子以虛為主的思想僅是「君子之一道」，而老子之所以因「無」立其一家之言，是有其特別用意的。所以他說：

    若乃淫抗陵肆，則危害萌矣。故欲衍則速患，情佚則怨博，擅恣則興攻，專利則延寇，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。悠悠之徒，駭乎若茲之釁，而尋艱爭所緣。察夫偏質有弊，而睹簡損之善，遂闡貴無之議，而建賤有之論。

    觀老子之書，雖博有所經，而云有生於無者，豈有以而然哉？

    將以絕所非之盈繆，存大善之中節，收流遁於既過，反澄正於胸懷，宜其以無為辭，而旨在全有。

    若斯，則是所寄之途，一方之言也。若謂至理信以無為宗，則偏而害當矣。

    亦即，老子只是希望藉由強調虛靜守一的精神，力挽過當之失 (也就是引文中的「厚生而失生者」) ，以作為「有」得以持續存在的條件 (「全有」) ，而並不是真的認為「至理以無為宗」的，因為他的大目標是在於「全有」。正是因為要「全有」，才須以「無」為憑藉之資。同時按照裴頠的思路，能夠「全有」的也必然是屬於「有」這個思想體系的 (其見解容後論述) 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後世之人沒有弄清楚老子的本意，而將其以「全有」為目的所點出的意旨、作法，當作了目的本身，於是造成了以偏概全、「上及造化、下被萬事，莫不貴無，所存儉同」的情況，而所得到的結論正好是和老子的本意背道而馳的。

    蓋裴頠認為，《易經》也好、老子也罷，其目的都不外乎「全有」。而裴頠指出，「道」並非如貴無論者所說的那樣、是以虛無為主的，而應是以世間事物存在初始狀態之混合集合為本的，這種狀態就是「宗極之道」 (「總混群本，宗極之道」) 。[4]而事物依其性質、各有其以類而聚的族類，以及它們的有餘、不足之處。其中，裴頠將事物生成、發展的原理、規律，稱之為「理」 (「生而可尋，所謂理也」) ；而人們所藉以探尋「理」的依據、也就是「理」的外在呈現，就是「有」 (「理之所體，所謂有也」) 。[5]眾「有」所需要的稱為「資」，所「資 (所需的) 」適合與否就是「宜」，選擇所「宜」就是群有之「情」。因此，世間事物不外是無形、有形二元的，一為其存在 (包含生成、發展) 之原理，一為原理外在之體現、亦即事物化生後的形象，所謂「形象著分，有生之體也，化感錯綜，理迹之原也」，便是這個意思。而以上諸端，都是裴頠「有」思想體系的基本成份。而「有」、亦即世間事物的外在形象、體現，就是裴氏「有」思想體系的中心，其它各種有形、無形的思想成份，都是為了「全『有』」而存在的，或者說，是由於「有」之存在方具其意義的。[6]故而「識智既授，雖出處異業，語默殊途，所以寶生存宜，其情一也。」可以說「有」、「存在之狀態」是裴頠思想體系中衡量一切價值的基本標準。[7]

    在這裡我們可以注意到，雖然裴頠在〈崇有論〉中並沒有進一步對無形、有形的各種原理、事物加以細分歸納，但是該文所建構的「有」思想之體系是兼攝有形、無形二元，而以有形為主的 (一如朱熹的本體思想是「理」、「氣」二元而以「理」為主的) 。恐怕也正因為如此，裴頠才會將老子思想與儒家對《易經》的解釋放在同一個立場討論之。裴頠說老子為了「全有」，「『宜』其以無為辭」，可見老子思想在其思想體系中乃群有之「宜」、即前述事物所應需要的，將老子思想視為『全有』助力的意涵昭然若揭，顯然是將老子思想作為其二元思想體系之中的組成部份。由此可方得以理解，裴頠為什麼在批評貴無論者的時候，是有形、無形不甚區分的。譬如在文末「心非事也」、「匠非器也」這兩個例子中，他便無視「心」、「事」、「制器之理」的有形、無形，統統將之用來支持其「有」思想的體系。

    那麼，從裴頠的立場而言，什麼是他所謂的「無」的內涵呢？從〈崇有論〉的行文看來，主要恐怕是指他所謂的「無用」、「無為」之態度與想法了 (當然這些也都是無形的) 。蓋裴頠似乎並不否定老子的思想或「無」，他所否定的是「上及造化、下被萬事，莫不貴無，所存僉同」，也就是說，以一種無用、無為的消極態度來，應付、處理一切，並且 (從裴頠的角度看來，是錯誤地) 認為這就是老子的原意。事實上，裴頠心目中的老子，應該是一位積極的「有為」者，因為老子所倡導的理念、其目的在於「全有」，與《易經》裡的損、節諸卦之義是一致的。[8]如果沒有體會到老子的用意，將「有生於無」之類的權宜之辭用在「有為」的反面，如此一來，就會造成統治者無以為政的混亂局面，一如西晉初年的光景。

    至於〈崇有論〉中「有」、「無」之間的關係，裴頠也一仍其兼攝「有形」、「無形」之事物的二元立場，認為「至無者無以能生，故始生者自生也」，[9]也就是事物都是由其始祖生生、繁衍而來的。蓋對裴頠來說，事物生成發展的原理是在事物化生後才能被觀察到的、才能說是成立的 (「化感錯綜，理跡之原也」、「生而可尋，所謂理也」) ，也是其「有」思想體系的一部份 (生生之道就是積極有為的、全「有」的) ，只有在這些有為的原理及其運作消失的時候，「虛無」才告產生，所以「生以有為己分，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」。「虛無」的目的，是力挽事物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過當之失的 (也就是前引文中的「厚生而失生者」)。因此所謂的「至無」、「虛無」的內涵在裴頠的思想立場看來，恐怕是配合於存在狀態、實踐「全有」的 (積極的) 「虛靜」、「虛無」了。然而，裴頠並沒在討論「有」、「無」關係的同時，提到「始生者」或「有」以前是一個什麼情況，這是他沒有觸及的層面，而我們便不必 (也不能) 再往下追問了。

四、小結

    以上，我們約略對裴頠〈崇有論〉中的「有」之概念，作了若干解釋，接下來所產生的一些問題，由於主題所限，恐怕無法一一進行討論。但是，值得提出注意的是，裴氏在強調其崇有、積極的立場時，其重視事物「形象」、乃至於「可見」性質與意義的務實態度十分明顯，例如裴頠在批評貴無論者的思想時，曾指責他們「盛稱空無之美」、「形器之故有徵，空無之義難檢，辯巧之言可悅，似象之言足惑」，這不禁令人想到當時的另一派知識份子，亦即循名責實的名理學者。裴頠的「有思想」是否混雜了名理之學的成份，值得進一步研究。然而這種「不純」的情況，恐怕是與其父生平所學亦有若干正始玄風的影子一般 (參閱註 2) ，是時空環境所使然，而不是其獨有的特殊狀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