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呂世浩《秦始皇，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》，臺北：平安，2014， 7，初版 3刷
蔡爾健
這篇文章只是信手寫來的一篇隨筆，既不是研究論文，也不想是與呂世浩先生辯論的文字。所以，我想以比較輕鬆的、同時是討論的方式為文。
呂世浩先生的這本書，一開頭就提到了歷史有什麼用處，這個既重要、又嚴肅，並且更有些尷尬的問題。呂先生指出，歷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，都視歷史為有用之物，到了今天，才被人質疑其用處，這是由於現在學習歷史的方式與以前不同所導致的，並不是歷史真地無用。
令我感到興趣的是，呂先生舉出的兩位歷史人物 (頁25～27) ：呂祖謙與左宗棠，這兩個人一個是試進士第一，一個雖然不是進士，但也是舉人出身，後來被賜了進士。宋代與清代的科舉之難考，以及準備的艱苦，都是歷史上有名的。一個考到舉人或進士的知識人，除了真地是天縱英明、過目 (甚至是過耳) 不忘，否則從小必然要從啟蒙教材、四書五經、經史子集等典籍背起，其教育過程之艱辛，「填鴨」過程之恐怖，決非今日學子乃至於教育專家們所能想像的。這樣的知識人告訴我們，如何使用歷史，信口說出其方法，我們必須了解到，在他們說出這些話的背後，隱藏了多少不為現代學子乃至於教育專家們所知的苦功。這些人甚至是可以不必看書，遇到事情就立刻想到某些古人的事蹟，立即學以致用的。同時我們也不能忘了，在他們生存的年代，全中國一半以上的人民都是農民，換句話說，一半以上的人幾乎是文盲，那時，連看得懂書都是一種特權。
所以，呂先生舉的例子告訴了我們什麼？彷彿告訴我們要能夠像古人一樣「思辨」歷史、一樣有智慧，必須像他們一樣下苦功。這應該與呂先生的原意不甚一致 (從其行文看，他恐怕不太可能主張前述那種填鴨式的苦功) ，但由他所舉的例子來看，我似乎很容易得到這樣的結論。至於後面舉的那兩兄弟的例子，那不能說明什麼。歷史上多的是聰明人不能發揮所長，因而被歷史埋沒，而沒那麼聰明的人反倒能名留青史的，漢初的「魯兩生」，便是顯例。
這樣說來，歷史有用嗎？我看了〈前言〉之後的感覺是，有用，但是好難用。因為要跟那些古人一樣能思辨歷史、使用歷史，得先下那麼多苦功，真是難啊！
先將話題轉移到另一邊。呂先生批評現在類似填鴨式的、重記憶知識的那種學習方法，提到了〈木蘭詩〉中「唧唧」的解讀方法 (頁29～32) 。我認為呂先生的考證是不錯的，同時也可以跟同學說，現在臺大或許多大學乃至於研究機構，都有線上版的《四庫全書》，想查找搜尋相關資訊，十分方便，不是我們這種窮鄉僻壤的條件可以比擬的。但我總覺得，呂先生說一些「不服氣……」、「……是不能成立的」之類的話，似乎又建構出了另一個標準答案。〈木蘭詩〉開頭的「唧唧復唧唧」，到底指的是織布機的聲音，還是木蘭的嘆氣聲，真正的謎底，恐怕只有請作者自己來回答了，然而這是不可能的。但即使可能，該詩的作者也早已不知道是誰了。我們固然可以承認，呂先生的考證是比較有根據的，然而從文學欣賞的角度來看，將「唧唧」解作織布機的聲音一定不可以嗎？我覺得，從一開始，傳出織布機的聲音，知道木蘭在織布，然後，突然聽不到織布機的聲音了，只聽到木蘭在嘆息。這整個過程是動態的，是比較生動的。如果一開始，就將「唧唧」解作嘆息聲，知道木蘭在嘆息，那這四句詩只說了木蘭在嘆息這件事，那麼整個過程就成了靜態的，比較死板。或許，呂先生的考證是正確的，但將之解作織布機的聲音，也未嘗不能是一個美麗的錯誤、美麗的誤讀，對文學發展的影響也許還更大。歷史上似乎也不乏這種「美麗的 (有正面影響的) 」錯誤，想一想「舉燭」、「枕流漱石」等例子，或許便可窺豹一斑了。
總之，我覺得從文學欣賞的角度出發，不妨兩解並存，不一定非得固執在一個確定的解釋上。
言歸正傳，那麼，歷史的功用到底是什麼呢？歷史被認為沒有用處，真地完全是因為學習方法出了問題嗎？我不想全面否定這樣的說法，因為傳統的學習方法的確有其侷限性，不一定適合現代的教學環境。但我想指出，前述兩位古人正是因為傳統的學習方法而懂得使用歷史。而且還可以補充一點，據我朋友在國外學習的經驗，他指出在 (教學方式較臺灣更為多元靈活的) 西方，與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的科系也是相對弱勢的，也不及理工醫等科系熱門，換句話說，也被認為是比不上理工醫等科系有用的。這就說明如此的見解無法完全解釋問題的發生。以下謹就我所學所思，以及在中學教學現場的經驗，發表一點淺見，希望能為從其它面向思考此一問題，提供若干 (也許不成熟的) 資訊。
先從教學方式說起。現今的教改始終給我一個感覺，那就是傳統填鴨式的、重視記憶知識的教學方式，是一無可取的，對它是亟欲除之而後快。但事實上真地是這樣嗎？教改重理解、重活用的理念我當然贊成，但沒有先備知識，我們能理解、活用什麼呢？如果這種教學方式真地是一無可取的，那麼幾千年下來，中國社會不是早該將之淘汰了嗎？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設想，之前中國傳統社會因為缺乏現代的人權觀，因此對不能記憶、背誦知識的小孩常施以不人道的體罰，這是應該改革的 (關於這一點，先師孔德成先生與先父蔡國藩先生都曾對筆者提到過) ；然而以鼓勵的方式勸誘幼兒或兒童記取一些有用的基礎知識 (特別是在成年之前，學生的記憶力相對說來是比較好的，是較適合學習一些基礎知識或技藝的，這一點，已經是東西方共同認知到的常識了) ，這應該是可以考慮的。現在有許多幼兒教育機構或小學在推行的幼兒或兒童讀經運動，我認為就是一個可取的教學方式。
現今是一個資訊爆炸的年代，我們當然不鼓勵學生將所有的知識都用背的方式將它們記起來 (因為也不可能記得完) 。但是記憶一些基礎的東西作為先備知識，為往後的學習或查詢的資料確立一個大致的方向，我覺得還是值得鼓勵的。法國著名的歷史學者費爾南‧布羅代爾，正是憑著記憶，在納粹集中營裡完成了其國家博士論文大部份的草稿。這份草稿在二次大戰結束後，便成為其名著《腓力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》成書的基礎。這雖然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，但也告訴我們，記憶知識對於學習歷史，乃至於推動歷史學的發展而言，不必然是一無是處的。先師愛新覺羅‧毓鋆老先生曾在上課時說過，怹經常記個一兩句古書中好的佳言警句，在走路或坐公車時一再玩味琢磨，覺得這樣身體力行，更能體會其中深意。我想，呂先生所謂的歷史的用處之一，也就是啟發智慧、從學習歷史磨練智慧、乃至於學以致用，應該可以在這種過程中一點一滴地逐步達成。而這種過程，也不必然是與記憶知識大相河漢的。
在第一章裡，呂世浩先生說到仰韶時代的生活，指出那是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十分平等，同時也是較後世遠為太平祥和的時代 (頁44) 。這恐怕有將傳說與歷史混為一談之嫌，而和歷史事實之間有著頗大的落差。杜佑《通典‧邊防典》曾提到，「緬惟古之中華，多類今之夷狄」，也就是說，若干少數民族的生活情況，很可能就是中國上古時代人民的生活情況。別的不說，我們且看看關於尚處於氏族社會 (也就是仰韶時代、古史傳說中堯舜及其以前的社會型態) 的賽德克族等原住民族群的歷史紀錄，就可以了解到，階級關係是比較不明顯沒有錯，但遠遠不是「較後世遠為太平祥和的」。
在第二章裡，呂先生似乎對《史記‧留侯世家》的文字作了些過多的揣測，甚至有些穿鑿附會 (頁53～66) 。歷史不是文學，必須有憑有據。即使是揣測，恐怕也須立足於對文字較確定的理解。所謂的「從無字處讀書」可以用在別處，用於討論歷史事實則須非常謹慎，盡量少用，而且其結論亦不宜作為下一個論證的前提。否則就是以不能完全確定的說法作為前提，其論證就算在形式上有效，也是不健全的。
舉例來說，呂先生提到，老父要張良幫他穿鞋子，是老父欲驚張良，而張良不驚。以下你來我往，交手三次，最後老父不驚而張良大驚，老父大獲全勝。但實際上，呂先生在本章前文已經提到，在老父將鞋子丟到橋下，要張良去撿的時候，張良當場覺得十分驚愕，想揍這位老父一頓。這樣說來，張良早就「驚」了 (〈留侯世家〉原文中的「愕然」就是驚的意思) ，早就輸了，何必等到最後「父以足受，笑而去，良殊大驚」時，勝負才分出來呢？如果事情真是這樣發展，那麼後文所謂的三次交手，老父獲勝云云，便不能成立了。因為老父早就贏了，何必再交手。
呂先生在後文中又說，張良預料老父一定會回來，所以在原地等他，這也有些過度揣測、穿鑿附會。張良目送老父走，沒有離開原地，原因可以不止一個。史料上沒說張良為什麼沒有離開，我們就不宜過度揣測張良的想法。張良也許真地是「驚到了」，呆在原地，而非預料到老父一定會回來。
呂先生又說，古人說話文雅云云 (頁67) 。實際上，如果是以《史記》的文章作為根據來這樣說的話，似乎是忽略了 (中國古代) 文章體與口語體的差別。
在這一章的結尾，呂先生提到了古人讀書的幾個層次。其中的「誦書」 (頁79～80) ，不就是現代教育專家們最痛恨的填鴨嗎 (為呂世浩書寫序的葉丙成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) ？當然， (一如前文所述) 讀書的層次不僅止於填鴨，但似乎必須以此為基礎。我只怕很多學生一聽到又要背一堆有的沒的，就立刻對歷史失去興趣。
呂先生又提到，讀書要讀懂 (頁69) 。我認為，讀懂沒讀懂，每個人主觀的看法不一。你認為你讀懂了，別人不一定認為你讀懂了。像呂氏這樣解讀《史記‧留侯世家》的文字，我就認為不一定要跟著他的路數去走。不過我與呂的老師愛新覺羅‧毓鋆老先生曾提供過一個方法，以檢驗是否讀懂了古人所說的道理。怹說，讀了書要看會不會用，能用得上就表示讀懂了，能讀懂一本書而用得上，也是很了不起的。宋代的趙普不是就說了嗎？半部論語就可以治天下了。也許有人會問，如果同樣讀一本書而各自認知體會不同，且都能用得上，那該說誰讀懂誰沒讀懂呢？這也不是大問題，因為文字或道理雖然是一樣的，但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認知體會，讀書做事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，是殊途同歸的。我們似乎不必斤斤計較誰才傳達了古人真正的意思 (呂氏似乎很看重一點) ，因為除非古人復活，否則誰也不知道古人到底是怎麼想的。我們可以將「讀懂了」看成一種層次，這個「懂」是指能用在生活上，是「知行合一」的，相當於王守仁所說的「知」。王守仁文武雙全，能說他沒讀懂古人的書嗎？
最後我必須糾正呂先生的一個錯誤，這個錯誤是在下一章的開頭 (頁83～87) ，可是我希望在這裡先講一下，以盡早提醒大家，以免被這個錯誤所誤導。
呂先生首先問大家，嬴政叫「秦始皇」嗎？接下來講了一些司馬遷利用《史記》的文字進行褒貶的理論。簡單說，就是史公常常故意不稱「秦始皇帝」這樣的全稱 (包括《史記‧秦始皇本紀》這個標題) ，以貶抑秦始皇。因為「帝」字比「皇」字更重要。我可以說，這是錯誤的，但呂先生似乎有些執迷，無法意識到自己的問題，甚至有可能誤導讀者。
我們只要比較一下，〈秦始皇本紀〉與〈孝文本紀〉、〈孝景本紀〉這幾篇開頭的幾行就知道了。〈秦始皇本紀〉開頭說「秦始皇帝者……」，與標題相比是少一個「帝」字沒錯；但〈孝文本紀〉、〈孝景本紀〉的開頭也是「孝文皇帝」、「孝景皇帝者」，也和標題不符，而且少的字更多，連「皇」、「帝」兩字都不見了。我們能用同樣的邏輯指出，司馬遷貶抑漢文帝、漢景帝嗎？眾所週知的，史公基本上是相當推崇漢文帝的，這樣的邏輯是說不通的 (據聞〈孝景本紀〉失傳，今本〈孝景本紀〉有可能為後人所補，但〈孝文本紀〉是沒問題的) 。呂氏又說，〈秦始皇本紀〉本文中「常常稱這個人為『始皇』而不是『始皇帝』」，但司馬遷在同一篇文章裡也常常用「始皇帝」一詞，所以至少就行文來看，很難說史公在這裡以用不用「帝」這個字來進行褒貶。
更糟糕的是，呂先生在別處 (例如其碩士論文，本文所用的版本為：臺北：花木蘭，2008，初版 1刷) 引用〈孝文本紀〉、〈孝景本紀〉時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有時會將標題寫成〈文帝本紀〉、〈景帝本紀〉 (該書頁42) 。這似乎說明，呂氏會不顧文本原來的標題，以自己所相信的、目前尚無法證實的所謂司馬遷的褒貶筆法或理論，逕自修改一些文字，以削足適履、以求古代的文字能符合自己的設想。這恐怕不是一個學歷史的學者應有的作法。雖然，的確有些古人如衛宏、葛洪等，曾稱「〈孝景本紀〉」為「〈景帝本紀〉」，但呂氏似不該跟隨他們以這種較不精確的標題來稱呼，因為呂氏的立場與衛、葛等人不同：呂氏主張史公標題有褒貶之意，故而其用詞須更謹慎、更精確。
在第三章裡，有幾個地方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。
第一，戰國時代的「氏」取代「姓」，其過程還沒有被研究得十分清楚。也許正因為如此，呂先生對於為什麼「氏」會變得比「姓」更重要，並沒有做出該有的說明 (頁90～91) 。這基本上可以認為是由於之前的農民，也就是所謂的「編戶齊民」興起所造成的。許多新近以「氏」為「姓」的人民因為布衣卿相或建立戰功而越來越重要，所以舊貴族的「姓」便越來越不重要。但這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。
第二，秦始皇即秦王位時雖然被寫為「年十三歲」 (頁93) ，但中國古人向來是算虛歲的，所以他當時的實際年齡應只有十二歲。
第三，關於嫪毐叛變，資料上已經明說「長信侯毐作亂『而覺』」，是已經被發覺了，所以他才矯王御璽、太后璽發兵。「王知之」應是指嫪毐叛變被發覺 (並將採取進一步的軍事行動) ，所以被王知道。不應被解釋為「他 (王) 早就準備好，就等著你造反啊 (也就是嫪毐還沒叛變，王就預先準備好，等著你叛變) 」 (頁97～98) 。
最後，呂先生說到韓國派鄭國以水利工程耗損秦國的國力，但韓國在此期間卻不知奮發圖強，「關起門來當『皇帝』」 (頁 105) ，這似乎有些用詞不當，因為當時根本沒有皇帝。
在第四章裡，呂先生說到尉繚的下場在《史記》之中沒有被提到，由此認為他之後沒有再發過一言，為秦始皇出過一計。並認為這是所謂的「史法」，是從不表現處大大表現 (頁 120) 。這似乎又是過度揣測。再說一次，歷史不是文學，必須有憑有據。即使是揣測，恐怕也須立足於對文字較確定的理解。所謂的「從無字處讀書」可以用在別處，用於討論歷史事實則須非常謹慎，盡量少用。
在後文，呂先生似乎又在一個地方做了過度的解讀。呂氏指出，秦始皇沒有任何欽佩、想要效法的人物 (頁 123) 。但在資料上，所謂的「自上古以來未嘗有，五帝所不及」，明明是群臣說的而不是秦始皇自己說的。呂氏又用同樣的邏輯 (秦始皇沒有任何欽佩、想要效法的人物) ，將秦始皇廢諡號之舉，解釋為秦始皇認為沒有人有資格評價他，所以不再用諡號 (頁 127) 。其實這在資料上寫得也很清楚，秦始皇覺得「子議父」、「臣議君」，也就是晚輩或下級議論長輩或上級不妥，所以才廢諡號。秦始皇在當時有沒有任何欽佩、想要效法的人物，由於資料沒說，我們不得而知。但似乎也不能就因此斷定：他沒有任何欽佩、想要效法的人物。
在第五章裡，有幾個地方是值得商榷的。
第一，呂先生說，在秦始皇心中，所有人都是他的臣民，說得更直接一點，所有人都是他的奴隸，有什麼好不平等的呢 (頁 137) ？這似乎忽略了從戰國到秦漢的政治社會發展趨勢。在戰國末年，各國國君已經將他國國君視為地位平等的政治人物了。齊湣王與秦昭王互稱「東帝」、「西帝」的例子就很有名。而秦始皇統一天下，只是征服其他國家、取代其他國家的君主，因此其他國家的臣民自然也就成為他自己的臣民了，其地位與之前一樣。而且，秦漢時期不是只有「黔首」，還有奴隸階層。秦代的政治社會狀況也不是像呂先生所說得那樣「平等」的。
第二，呂先生似乎太相信泰山刻石、瑯邪刻石的內容了 (頁 142～ 143) 。刻石的內容基本上是不會說壞話的，基本上都是說好話 (不然為什麼要刻石立碑) 。而且這些內容不會是秦始皇自己寫的，或至少不全是他自己寫的。資料上不就說了嗎？「與魯諸儒生議」。同時無論是儒生的意見，還是代筆秘書的意見，應該沒有人會想到說 (不好的) 實話。因為儒家有「為尊者諱」的傳統，也就是不應該說上級的壞話；其他人即使不是儒家的，也應該不至於白目到說 (不好的) 實話。所以，如果呂氏將刻石的內容直接等同秦始皇的真實心意，恐怕是有點危險的。
不過，如果從〈秦始皇本紀〉的前後文來看，秦始皇逐漸開始驕傲則似乎是事實。然而我們應該認識到，這中間 (從他即位到統治末期) 有一個演變的過程，否則就不是歷史性的觀察了。
第三，呂先生在說到焚書時指出，秦始皇真正的理想是要將過去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的文化徹底滅絕 (焚書似是手段之一，頁 160) 。這似乎又忽略了一些史實背景，而嫌太武斷了些。因為在《商君書》與《韓非子》中都提到過焚書的主張。秦始皇這麼做正是繼承了法家的傳統，怎麼能說是「徹底滅絕」被傳承下來的文化呢？
第四，呂先生討論秦始皇如何如何，經常沒有考慮到秦始皇本身所處的時空背景。如前文所述，秦始皇 (甚至包括李斯) 都遵從法家的主張。呂氏評價秦始皇往往不顧這一層就下斷語，實嫌欠妥。另外，在秦始皇統治的時代，當時真地是中國歷史上頭一回由一個統治者統治空前大的領土。太子扶蘇不是說了嗎？「天下初定，遠方黔首未集」，有些人還遵從儒家主張而不滿秦始皇的統治。這正說明了從東周百家爭鳴到秦漢天下統一，有一段紛紛擾擾的過渡時期。呂氏當然可以評論秦始皇如何如何，但面對這樣一個前所未見的局面，恐怕再聰明的人也力有未逮。呂氏不顧這些情況就逕下評斷，實難免刻薄古人之嫌 (呂的文章經常出現這種問題，這只不過是顯例之一而已) 。
第五，呂先生引用了西漢董仲舒對秦代的評語，這是比較沒有說服力的 (頁 160) 。因為董的立場本來就是與秦敵對的，或必須維護漢代的正統性。敵對立場所發出的言論，在使用上是必須非常謹慎的。從時空背景或前文的舉證來觀察，董對秦的評價也不是很客觀的 (漢朝不是也要到六十年後的武帝時才算真正穩固嗎) 。
在第六章裡，也有幾個地方是值得商榷的。
第一，宗教信仰原本就不是理性的。秦始皇相信方士的說法是一種信仰的行為，怎麼能說這些說法「根本就是鬼話」呢 (頁 166) ？至少對信仰的人來說 (包括秦始皇) 決不是鬼話。呂先生自己無論有沒有宗教信仰，似乎都不宜這樣評斷。
第二，呂先生說「管監獄的官員哪有什麼思想」，實嫌武斷 (頁 172) 。
第三，呂先生說秦始皇「樂以刑殺為威」，說「刑殺是一件讓秦始皇覺得快樂的事」，這恐怕是本末倒置的錯解 (頁 172～ 173) 。因為「樂以刑殺為威」，重點應是在「為威」而不是在「刑殺」，「為威」是目的，「刑殺」是工具。也就是說，樹立威信的手段不止一種，而秦始皇樂於以刑殺建立威信、樂於樹立威信，但威信建立後基本上就不必刑殺了。
第四，《史記》並沒有說秦始皇「早就預料」尉繚要逃跑 (「秦王覺，固止」，意思是秦王發覺了，似乎無法解釋為「預料」，頁 178) 。這是對尉繚相關記載的過度解讀。
在第七章開頭，呂先生又說秦始皇命博士作「仙真人歌」，令所到之處的人演唱給他聽，這樣的行為是「自欺欺人」 (頁 185) 。呂氏可以說他藉宗教「取暖」甚至「迷信」，但要說這是「自欺欺人」，實在是不理解宗教行為的論述 (請呂先生想一想自己有宗教信仰的恩師阮芝生先生吧) 。
在第八章裡，呂先生認為公子將閭等三人確實有罪，其罪當死，這似乎又過於刻薄古人了 (頁 211～ 212) 。呂氏所持的理由是，祖先所做的事，有時甚至必須由子孫付出代價。呂氏更指出，「報在子孫」，中國人看歷史是看百年千年，看事情最後到底是什麼結果。果真如此，那孔子為什麼還要說仲弓：「犁牛之子騂且角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？」 (意思是父母不好並不會影響子女的良窳) 還要見互鄉的童子，並說「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。唯何甚！人潔己以進，與其潔也，不保其往也。」 (意思是稱許有心向善的人，即使其生長的環境並不好) 果真如此，那子孫後代要做好人好事是否還得先看一下，自己的祖先有沒有與之前或現在的執政者同流合汙過；如果有這樣的情況，是否就不必再上進做好人好事了，因為有可能「報在子孫」。歷史是這樣研究的嗎？
呂先生之所以這樣說，可能是因為司馬遷關於秦代名將王離的一段記載。《史記》上說，有人認為王離家三世為將，殺伐太多，這會使後世受到不祥之禍。果然沒多久之後，王離遇到項羽，兵敗被俘。但這只是古代中國的一種信仰，而且不是每個人都相信的 (例如前引的孔子就不太相信) 。同時前提是，必須能確定祖先確實與之前或現在的執政者同流合汙過、做過不好的事。然而，呂氏能明確指出公子將閭三兄弟的祖先，和之前或當時的執政者同流合汙過、做過任何不好的事嗎？即使不好的政權，也有可能有潔身自愛的官員，希望呂氏不要以「想當然耳，何必有出處」的態度來面對這個問題。
另外，呂先生在第八章常說二世皇帝「自欺欺人」。其實從資料上看，二世皇帝至少在即位之初有一段時間應是被蒙蔽的，被蒙蔽的狀態與自欺欺人還是有一段差距的。
第九章裡曾提到，「秦竟滅矣」，呂先生的解釋是：這樣強大的秦，……竟然就這樣滅亡了 (頁 239) 。實際上，句中的「竟」似應是「終於」而非「竟然」的意思。
除了以上諸問題之外，這整本書的寫法似乎是比較感性的，是比較沒那麼平實的，這雖然可以增加本書的可看性，但無疑地，也不勉削弱了本書的客觀性。
以上拉雜地說了一些我看了這本書之後的想法。如果有錯誤或誤解之處，還請讀者方家不吝批評指教。
由於呂先生與我都是學歷史出身的，所以我是用歷史研究論著的高標準，來看待本書的。呂氏想喚起大家對歷史的興趣，乃至於 (套用我一位同事的說法) 改變傳統的歷史教育方法，其用心令人動容。不過，也許是因為才剛上臺教歷史的關係，故而在備課或表述方面，容易出一些問題。我所認識的呂氏為人，這裡暫不討論。我希望他在知道前述問題之後，能藉機改善一下其教研模式或方法，讓他的教學得以有提升的機會，相信這是很多人都樂見的好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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