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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高級中學臺灣歷史教科書的一個問題 :「消極治臺」
蔡爾健
(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)

一、前言

    報載 (《自由時報》) ，日前「臺灣吧」以動畫影片敘述二二八事件，片中提到「本省人先打外省人」，甚至引發同學下課模仿。某些國小教師表示，「當下已不知道如何說下去」，甚至表示 (看著微調的課綱) ，「任何人在中華民國殖民政權這堵高牆上添了一塊磚，我們都要花極大的力氣才能再將它取下」，[1]彷彿，這又是課綱對歷史事實進行的一次「調整」。

這樣的反應令人想起，許多在戒嚴時期讀國編版歷史教科書的學生們 (包括筆者本人在內) ，於解嚴的當下，一下子接觸到許多以前部編版教科書沒寫到的歷史事實時，那種瞠目結舌、不知所措的窘境。相信在當年的學生裡，現在還會全盤接受部編版教科書內容的，應該寥寥無幾；但是，目前中小學臺灣歷史教科書裡的內容，真的比當年的部編版教科書更為符合歷史事實嗎？這恐怕還須做一番評估。不過，本文限於篇幅與體例，恐怕只能先作一些初步的評估。

本文以下，擬先約略討論近幾年高中臺灣歷史教科書課綱的某些變化，並藉此推演出本文所擬探討的問題：「消極治臺」。[2]之所以以高中教科書為主的原因，是由於其內容較為深入，可以說是國中、國小教科書內容基礎之故。

二、「消極治臺」之說的內涵及其問題

    比較教育部前些年頒佈的九五暫綱、一○一課綱 (民國一○○年公佈) ，以及在一○三年微調後的課綱，可以發現，九五暫綱的二- 1- 1- 2項目裡，列有：強調「開港」以前臺灣的「帝國邊陲」特色，消極的統治政策與特殊的行政措施 (如限制移民、劃定番界、實行班兵制度等特殊作法) ，這樣的一句話。而「消極的統治政策」這幾個字，在以後的兩個課綱裡都沒有再出現。[3]然而就筆者目前手邊所見者，在今年高一 (一○四學年度，使用微調後課綱的第一屆) 的臺灣史教科書中，似乎只有康熹、泰宇版沒有標出「消極的統治政策」，其餘版本則一如九五暫綱所規定地，都使用了「消極治臺」或類似意義的標題進行論述 (龍騰版使用了「特殊治理」這樣的用語) 。

    蓋在九五暫綱裡的那句話，似乎有些語意不清。所謂的「消極的統治政策」與「特殊的行政措施」，是清代「所有的」帝國邊陲地帶都如此，還是只有臺灣這個邊陲地帶如此？如果所有的帝國邊陲地帶都如此，那麼似乎必須點出：消極的統治政策和特殊的行政措施，是清廷對邊陲地區的統治方式，與對內地的統治方式有異，這樣即可了解到：臺灣地處邊陲地帶特殊的行政地位，以及隨之而來的特殊行政統治方式。但是這樣一來，是否宜用「消極的」這種形容詞，來評價清廷統治臺灣的特殊方式呢？如果統治臺灣是消極的，那麼豈不等於說，清廷統治所有的邊陲地帶都是消極的嗎？事實到底是如何呢？

    而在多數版本的高中臺灣歷史教科書中，都是以「為防臺而治臺」的「消極治臺」或類似的標題，來討論、評價開港通商前清廷對臺灣的統治方式。看了彷彿令人有這樣的感覺：即清廷原本就不想統治臺灣，但礙於臺灣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所以不得不統治之。因此，對臺灣、而且似乎只針對臺灣，其統治態度是消極的，統治措施也是消極的。標題之下，便列舉一連串看似消極的統治政策與特殊的行政措施，這似乎更證明了清廷在開港通商前，對臺灣從心態到統治措施都是消極的。然而，高中教科書這樣的論述，真地比較符合歷史事實嗎？

    本文以下，擬略為討論： (筆者目前所見的) 現行幾個主要版本的臺灣歷史教科書 (包括沒有使用「消極治臺」標題的康熹、泰宇版) 可能會提到的若干「消極的統治政策」與「特殊的行政措施」 (也就是說，本文將從現行幾個主要版本的教科書中，找出它們提到的所有「消極的統治政策」與「特殊的行政措施」，而不是從這些教科書中找出它們共同提到的「消極的統治政策」與「特殊的行政措施」，以求全面) ，[4]試圖了解這些政策、措施，是只針對臺灣，還是清代的邊陲地帶也多如此。然後以此為基礎，檢視清廷對臺灣的心態，與對其它邊陲地帶的是否有所差異。

(一) 不得私自輸入、製造鐵器

按《大清律例》的規定，馬牛、軍需品、鐵貨、銅、錢、綢緞、絲棉等，均屬不許私自攜出境、帶下海的違禁物品。[5]蓋臺灣地處帝國邊陲、又位居外洋海中，更有原住民番界、海盜乃至於外國勢力等的存在，清廷對於軍需品、鐵製品的管制，自當頗為嚴格。連橫指出，清廷統治臺灣伊始，便將清代律法施行於臺灣，[6]那麼不得私自向臺灣輸入鐵製品，應只是依據清代律法照章行事而已。而且非僅臺灣如此，方慧已經指出，清代前期清廷對於西南邊陲地帶的統治，亦是 (如臺灣般地) 十分嚴格的。

    方氏指出，縱觀清代前期在西南地區邊境貿易中的有關法規，可以明顯看出清廷對這種邊境貿易，並不是積極支援，而是消極限制。究其原因，從根本上說，清廷是為了維護和鞏固其統治地位。統治者擔心的是邊境貿易引起邊境不靖，因此對邊境貿易的地點、時間、貿易物資和貿易管理都作了嚴格的規定。而且西南邊境地區 (與臺灣一樣) 大多是少數民族聚居區，內地人民要到邊境做生意，首先要到達少數民族聚居區。加之雲南邊境地區礦藏豐富，清代著名的波龍銀礦和茂隆銀礦均在中緬邊境，內地到這些礦區開礦的人不少。在茂隆銀礦開礦的內地人「不下二三萬人」，在波龍銀礦開礦的也有數萬人。這些礦工大多附帶做點生意，「貿易民人或遇資耗，欲歸無計，不得不覓礦謀生……其平常出入，莫不帶有貨物，故廠民與商賈無異。」清廷擔心這些礦工在少數民族地區「滋事」，與當地的少數民族共同反對朝廷，所以對前往邊疆地區的內地人民控制很嚴，「民人往來番地，巡防宜密。或有逃犯奸徒私入外番廠滋事，仍令該督嚴飭汛口官弁，實力稽查。」

    因此在西南邊境地區，其它種類的違禁品固無庸論，諸如金屬、硫磺等與軍事相關的物品，除非得到清廷官方的同意，否則是不准私自輸出國境或由外藩 (如泰、緬等國) 私下託邊民製造的。[7]這與當時臺灣地區未得官方許可，不准私自輸入或製造鐵製品的情況 (蓋輸入臺灣一須出海，再則須防止鐵製品進入番界或海外之國) ，是非常類似的。

(二) 未經許可不得豎立木柵、建築城牆

    前引方慧的文章又提到，在西南邊境豎立木柵、建築城牆也是有一定規則的。清廷下令在廣西邊境建有若干關卡，各關卡「悉用磚石壘塞，平坦散漫處用堅木豎柵，並派撥兵勇防守。第恐稽察不密，年久又復廢弛，請嗣後每年冬月，飭知府，協將親巡一次，補柵浚壕，並查驗兵勇有無缺少，各出印結備案，庶不視為具文。」[8]可見當時是根據邊境形勢的不同，而決定建築城牆或豎立木柵的。

    而在朱一貴事件之後，臺灣官員曾向雍正帝請示建築城牆，雍正批復道：「城垣之設，所以防外患；如必當建城，雖重費何惜？而臺灣變亂，率皆自內生，非禦外寇比；不但城可以不建，且建城實有所不可也。」[9]雖然雍正沒有批准建築城牆 (當時只批准豎立刺竹藩籬[10]) ，但也可以知道，清廷對於邊境防禦工事的建立，是有一定的層級考量與規定的。這些層級和規定應是適用於所有邊境的，非僅臺灣如此。

(三) 地方行政官員的「本籍迴避制度」

    地方行政官員的「本籍迴避制度」 (臺灣地區的行政長官例由外省人士充任) ，是中國從漢代至清末始終實施的一種制度。[11]而較為著名的例外時期，是魏晉南北朝。這可能是因為當時各地的世家大族掌握了許多政治特權，故而地方行政官員比較沒有依「本籍迴避」的方式選派。[12]

(四) 政治風氣敗壞

    眾所週知的，清代臺灣政治風氣的敗壞，其實應是整個清代政治風氣敗壞的冰山一角。由於康熙帝為政寬厚，因此到了其執政晚期，全中國上下普遍地出現了政治風氣敗壞的情況。我們只要觀察一下朱一貴事件爆發的年代 (1721年，康熙六十年) ，以及雍正、乾隆等帝即位後的整飭吏治，便可窺豹一斑了。[13]

(五) 不得私自出洋與渡臺禁令

    陳孔立主編的《臺灣歷史綱要》已經指出，清廷對臺灣的禁渡政策是有其考量的。而且不是只針對臺灣，對出洋移民至他處者 (當時主要是指南洋) 也有著類似的規定 (1717年頒佈) 。

    該書中提到，施琅、陳璸等人在清廷治臺之初，即建請注意臺灣因地處外洋海中所可能引發的動亂，包括窩藏盜賊或遊民滋事等。清廷於是在1718年作出了禁止偷渡臺灣的規定，成為一個長期的政策。其年代與針對移民至南洋者的規定大致是同時的。而之所以對渡臺和出洋作出如此的規定，主要是由於清廷認為出洋者 (包括渡海來臺者) 多為遊民、不安本份之人，惟恐這些人成為脫離政府控制、為患沿海與邊境的隱憂。清廷對出洋者的心態，一直到清代後期才有所改變。[14]

    至於臺灣史上有名的「渡臺禁令」，施志汶已經指出：從伊能嘉矩在《臺灣文化志》中列出著名的三條具體規定之後，臺灣史研究者便很少質疑其出處，並一再地加以沿用。但施氏卻指出，儘管遍尋清代的相關文獻，他始終無法找到渡臺禁令的三條原文，因此也無法確認伊能氏當年所依據的資料來源，以及禁令實施的確切年代。[15]

    不過這並不是說，渡臺禁令的三條原文是伊能氏杜撰、編造的，因為在連橫的《臺灣通史》中已經有類似的記載。但無論是連氏之書還是伊能氏之書，都無法提供確切的資料來源，供學者了解其實施的年代。

    所謂的渡臺禁令，第一與第三條 (大意為來臺須申請許可與不准廣東人民來臺) 和前文所云防範出洋者為亂的目的是一致的 (當時廣東人民出海為盜賊者甚多，故有第三條禁令) ，因此暫不討論。至於第二條禁止攜眷來臺，其實也應是有其時空背景因素的，那就是清廷原本就嚴禁婦女出洋、攜眷管理不易，以及夫家長輩 (甚或女性本身) 亦多不願其隨夫出洋等因素。所以即使在十九世紀後半，婦女出洋之禁被解除後，由於前述因素，女性出洋人數還是遠少於男性。[16]另外，從1860年中英《北京條約》和中法《北京條約》中，都有：「以凡有華民，情甘出口，……無論單身，或願攜家眷，一併赴通商各口，……毫無禁阻」這樣的規定看來 (分見兩約之第五款與第九款，兩約條文標點略有不同，但文義一致) ，[17]在1860年以前，恐怕不止婦女，連出洋者的家眷，可能都在受限之列。

    因此，前引陳孔立書在綜觀清廷對出洋者之規定後所作的結論，是值得參考的。陳書指出，從深層上看來，這些規定是建立在自給自足基礎上的專制政權，為維護其統治的長治久安而採取之閉關自守政策的一部份，並不是對臺灣的特殊政策。[18]

(六) 班兵制度

    至於班兵制度 (由外地抽調或招募兵丁戍守某地，數年之後輪替換班) ，亦不始於清廷治臺。許雪姬《清代臺灣的綠營》指出，班兵之制在明永樂年間已經採行，多用於邊防，明代後期始為各鎮土著兵所取代。清廷使用班兵則始於順治年間，雖非定制，然亦應屬先例，似不宜說班兵要到施琅攻臺後才在「軍事制度中」「首度採用」 (引號內為許氏用語，許氏該書行文恐有些自相矛盾與斷章取義之處，詳後文) 。於臺灣實施班兵係施琅沿用明制。此後在雍正、乾隆年間，班兵亦行於邊境或綠營積弱處。[19]

    其實類似的輪戍制度，也就是由外地徵召或招募軍隊，定期輪番戍守邊境或要地的作法，自秦漢以降，便屢見於各朝。如漢代的正卒與戍邊、隋唐的府兵制，以及宋代的更戍法等皆是。[20]

    從許雪姬該書所舉之史實 (非許氏之解釋) 看來，清廷在臺灣實施班兵制度應係沿用明代的邊防制度，目的為鞏固邊防，這恐怕是表現了清廷對當時所有邊境的一貫態度，而非表現了許氏所謂清廷「猜忌」、不信任臺人的態度。許氏指出，順治年間使用班兵非定制，施琅攻臺後在臺實施班兵，「這在清廷的軍事制度中是首度採用的」。此說法似嫌語焉不詳。若明確指出「這在清廷的『正規』 (筆者按：雙引號內為筆者所加) 軍事制度中是首度採用的」，或對「非定制」與她所謂的「軍事制度」關係為何略作說明，或許還不致與該書前文有較明顯的矛盾。

    另外，許雪姬似因受日人伊能嘉矩《臺灣文化志》等臺灣史著作的影響 (本文對於伊能氏的評論詳後文) ，在該書中經常以清廷「猜忌」、不信任臺人為前提進行立論，這可能使許氏在有意無意間對相關史料的解讀產生問題，甚至斷章取義的偏差。例如許氏論述清廷對臺民的猜忌時，提及福康安反對高宗擬補臺地義民、社番為正規軍，這似乎就與該書中篇說到的福康安主張以熟番為屯弁之作法矛盾 (既然猜忌臺民，那應該連屯弁都不讓臺民擔任，何況乾隆帝自身本是主張補臺地義民、社番為正規軍的) ；[21]此外許氏又以姚瑩堅持班兵議文中的「以臺人守臺，是以臺與臺人」一句話為證，說明清廷「猜忌」、不信任臺人的態度，殊不知該文係純粹從邊防角度立說，其理論基礎是「自古邊塞之兵，皆由遠戍，不用邊人何也？欲得其死力，不可累以室家也」，[22]也就是姚氏認為，自古以來的邊防即應如此鞏固，並非僅針對臺灣 (換句話說，「以臺人守臺，是以臺與臺人」這句話中的「臺」字可以換成任何邊陲地帶) 。許氏為文如此，恐有斷章取義之嫌。

   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了解到，現行高中臺灣歷史教科書中清代前期部份所提到的「消極的統治政策」與「特殊的行政措施」，基本上不能說是只針對臺灣而實施的。但這並不是說，臺灣和其它邊陲地帶所受到的統治措施完全一樣、沒有差別。蓋同樣是邊陲地帶，因應所處地區的不同，當然應有些許的調整 (關於這些調整的細節部份，實值得日後仔細地研究) 。但是從整個邊防體制的大方向上看來，臺灣與當時其它的邊陲地帶，無論是在行政地位上或在所受到的統治措施上，基本上都是類似的。

三、清代邊防體制的積極面及其侷限

    那麼，這樣的統治政策與行政措施可以說是「消極的」嗎？這應該分兩個層面來看。

    第一，所謂的「消極」應是指清廷的對外心態。前引方慧之文與陳孔立書都指出，清廷最關心的是鞏固邊防，而不是與境外諸國之間的各種交流 (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等方面) 。相反地，清廷對於各種交流的態度是十分消極的，原因就在於自給自足、不假外求的「天朝體制」心態。這種心態，也只有等到十九世紀中葉之後，才逐漸轉變。

    第二，清廷對外的心態是消極的，但是可以由這樣的前提，就推演出對臺灣統治的心態也是消極的嗎？是不重視的嗎？這恐怕言之過早。前已論及，從清廷的整個邊防體制大方向上看來，臺灣與當時其它的邊陲地帶，無論是在行政地位上或在所受到的統治措施上，基本上都是類似的。如果可以說清廷對臺灣統治的心態是消極的、是不重視的，那豈不等於說，清廷對邊陲地帶統治的心態也是消極的？是不重視邊防的？

    或許應該這樣說，清廷原本就是將臺灣視為邊陲地帶的，所以對之採取的統治政策與行政措施，是和當時其它的邊陲地帶類似的：也就是嚴格控管內地人民前往移民、開墾。但是對於統治臺灣的心態，應該 (也與其它邊陲地帶一樣地) 是消極地限制當地的對外交流、積極地鞏固當地的邊防。因此，將清廷開港通商前對臺灣的統治 (而且基本上是只針對臺灣) ，評論為「為防臺而治臺」的「消極治臺」，認為清廷對臺灣的統治，從心態到統治措施都是消極的，這恐怕是失之偏頗而無法較完整地反映當時的歷史事實的。

四、結語

    本文關於現行高中臺灣歷史教科書「消極治臺」之說的看法，已如上述。值得補充的是，最早提出在開港通商前，清廷對臺灣的統治 (而且基本上是只針對臺灣) 是「為防臺而治臺」的「消極治臺」，認為清廷對臺灣的統治，從心態到統治措施都是消極的，似乎是伊能嘉矩的《臺灣文化志》，[23]連橫的《臺灣通史》似無此類評論。固然伊能氏對於調查、蒐集、記錄、研究臺灣的歷史資料貢獻良多，但是不能忘記其立場是殖民統治者，對於清廷對臺灣的統治，其評價恐怕不會太高，否則難以突顯日本殖民統治的合理性與優越性。然而這樣一來，也可能使《臺灣文化志》所載的清代臺灣歷史，其內容有所偏頗、失真。伊能氏的立場問題，現在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當下臺灣所寫的臺灣歷史教科書，有必要和伊能氏的立場一致、而不從臺灣人本身的立場出發嗎？

    最後應指出的是，在現行高中臺灣歷史教科書中，還有許多內容有進一步商榷、甚至改進的空間。例如：關於清代臺灣一田多主的土地制度、「郊」這種組織的由來，以及分類械鬥的風習等，都沒有指明它們是源自或可能是源自當時的中國大陸的；[24]關於二二八事件，多只陳述陳儀的過失，而不提及其建樹 (發行舊臺幣以防止大陸的通貨膨脹波及臺灣；以臺灣剩餘的煤米與其它工業產品，交換大陸出產的紡織品和其它日用品，等等) ，更沒有說到外省人的死傷。[25]這些問題，都使得若干史實的呈現，存在著較嚴重的殘缺不全或 (學術立場乃至於政治立場) 一面倒的偏差。如果不希望臺灣歷史完全淪為某些立場的工具，那麼這些問題也必須是儘早面對並加以改善的。[26]